社工知识
摘要:本文运用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理论视角,以广州市H村为例,通过行动研究的方法对H村进行社区问题及资产评估,从优势、资产和能力的视角开展社区评估,并形成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策略,丰富社区评估行动研究的实践经验,为探索中国本土化的社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而努力。
关键词:社区为本 整合社会工作 社区评估 行动研究
当前我国社工专业理论与实务模式基本沿着西方社会工作个案服务和功能修补模式发展,采取割裂的个案、小组、社区活动等方法开展社工服务而忽略了服务对象问题背后的社会根源,从而导致社工服务既不能根本回应服务对象的社会心理需求,更无力解决社区居民生计、社会文化生活与生态方面的整体性困扰(张和清,2011:61)。
此外,张和清教授认为缺乏视角(lack perspective)下的社区社会工作将服务对象客体化,服务对象的主体性、优势、能力和资产等被忽视,难以实现社区问题的解决以及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张和清,2008:178)。
在社会工作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生搬硬套西方传统社会工作中的“三大工作手法”显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无法使社会工作真正地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当中。
基于上述现状,笔者认为张和清教授提出的“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形式,它不仅看见了社区(服务对象)作为主体性的存在,也将社会工作的政治实践、道德实践与专业实践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上,是一种符合中国当下现实处境下的社区社会工作实务模式。
本文主要简述如何运用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理论视角进行社区评估并对此过程进行总结反思。
(一)社区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
在众多的社区概念中,张和清教授认为日本与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提出的“社群”、“生命共同体”和“社区感”等概念更加契合“乡土中国”的文化特色以及社区内涵(张和清,2016:61)。
“社群”是指分散在各地的一群人,彼此间有共同的关怀、行动的标的,形成“生命共同体”的认同感;
“社区感”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社会与心理的联系关系;另一是人们与他们生活所在的环境之间,形成社会与心理的联系(曾旭正,2007:12-13)。
而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以整个社区为基础,选择H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区公共议题作为社区工作的突破口,综合运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各种专业及其本土化的助人自助与能力建设方法,与社区民众合力解决民生及生态等诸多社区衰败的问题,重建社区感与可持续生活(张和清,2016:61)。
(二)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是一个构建对人类有价值的实用性知识的民主和参与的过程,它根植于参与式的世界观,行动研究的过程必须将行动和反思、理论与实践结合在民众的参与当中,探寻对满足民众和个人和社区需求有用的方案(Reason&Bradbury, 2005)。
行动研究不只是研究方法,同时还是通过系统的证据收集和试验,研究如何提升专业介入的质量,从而更好地服务民众的过程(古学斌,2013)。
而张和清教授认为行动研究的最高境界是知行合一(张和清,2015:101),他指出社区实践的感受力是行动研究的起点和原动力,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性分析能力和改变现实的行动力,行动研究是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
在社区评估的行动研究中,张和清教授依托“广东双百社工项目”总结了很多本土的经验方法,如“四大任务”、“十要十不要”、“三同”等,都是非常值得学习借鉴的研究方法。
笔者团队采用行动研究的方法论,先后五次进入H村进行田野调查,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五位一体”的整合视角分析H村的社区问题与资产,为当地社工制定介入服务策略提供实质有效的依据。
第一次入村通过社区漫步的方式了解H村的辖区面积、社区环境、居住人群以及社区文化,并通过访谈的形式与村民进行交流,初步了解村民需求及村子的发展历史,界定社区的边界范围并初步绘制社区地图。
第二次入村主要采用文献研究、访谈法以及观察法等方法,对H村的历史文化、村史发展以及村民需求进行资料收集与了解,并在此过程中与村民建立关系,为后续社区问题及资产的评估奠定基础。
第三至四次入村主要是根据上两次入村所得资料分析H村的发展脉络,明确社区问题及社区资产,并通过深度访谈的形式与村民进行反复确认与探讨,引导当地居民一同参与到社区评估工作当中。
第五次入村是与村民一同绘制社区问题地图以及社区资产地图,引导居民参与到社区评估当中,激活居民的主体参与性,发掘当地居民的优势、能力以及资源,为居民参与后续服务设计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确定社区边界,绘制社区地图
H村是Z村辖下的8个村之一,位于Z村镇的东北部,距Z村镇中心镇区3.5km,H村户籍人数1360人,儿童(0-13岁)人数209人,青少年(14—28)304人,中年(29—59)638人,老人(60岁以上)209人,孤寡独居老人5人,残疾人37人,户籍人数1360人,非户籍人数4471人,总户数4405户(2018,12)。
笔者团队通过实地走访H村,运用“十要十不要”的方法开展社区的走访,与村里的居民尝试建立关系,用脚画地图,了解H村的概况以及在村里居住的大人、小孩等。
鉴于本次社区评估是一次课程实践任务,根据社区概念中“居民、关系、空间以及文化”四个基本要素,将本次调研的社区边界界定为以H村公园为中心覆盖的村居、宗祠以及休闲娱乐设施场所等范围,并通过社区走访初步绘制出社区边界地图。
(二)评估社区问题及社区资产
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强调“整合的的社工角色定位”,与传统主客二元的专业助人关系和“修补者”的角色定位不同,张和清教授将整合的社工角色细分为三种:社区民众的相伴同行者和组织及能力建设者、网络平台建设者和网络资源链接者以及协作者(张和清,2016:63)。
基于对整合的社工角色定位,在社区问题及资产评估中需要重视服务对象的主体参与及诉求表达,而非出于社工的“专业判断”,笔者团队通过五次的入村调查,共访谈了20名服务对象,其中包括本地村民、外来务工人士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等。
通过社区走访、社区观察以及深度访谈等调查方式获得相关的调查资料并形成文本记录,对文书记录进行梳理分析,得出对社区的问题及资产评估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与服务对象一同绘制社区问题及社区资产地图,推动服务对象一同参与到社区事务的讨论及行动当中。
1. 社区问题
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五位一体”对H村的社区情况及服务对象需求问题进行综合评估,笔者团队不从个人经验或主观主义出发定义社区的问题,而是通过访谈村中居民,反复与服务对象进行讨论与确认,最终明确以下的问题及服务需求:
个人/家庭层面:村内主要以本地长者、儿童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为主,村内年轻一代外迁,本地老年人休闲方式单一;而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方面,普遍存在生活成本高、老漂族缺乏生活保障以及对社区认同感低等方面。
社区政治层面:本外两地居民关系淡漠、村委与村民之间的冲突、村委对外地人存在偏见、宗祠文化日渐衰弱、人口老龄化明显等。
生态环境层面:耕地面积减少、垃圾分类推行成效不明显、垃圾污染等。
于篇幅,笔者在下文中以“垃圾污染”为社区公共议题作为H村社区社会工作的突破口,运用整合社会工作的理论视角及方法论,推动社区民众的参与及社区环境的改善。
2. 社区资产
社区为本的整合社区工作,不单关注社区问题,更加注重社区资产的评估与整合,笔者团队以“人、文、地、产、景”的框架对社区资产进行了归类(详见图1)。
笔者认为,社区资产评估是一个“赋权”的过程,通过深度访谈、口述史等方法与社区相关人士进行接触,复兴村内文化及盘活社区资源,有利于增强服务对象对自身所生活的环境的思考及认同,从而提升服务对象的参与意识及参与动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专业助人思维。
序号 |
类型 |
资产 |
内容 |
1 |
人 |
本地长者 |
H村早年以种植业为生,盛产乌榄、番薯等,村内长者基本都是种植能手,现在也在自家楼顶种菜打发时间和家庭自用。 |
2 |
本地男性长者 |
虽然Z村对村落历史有一定梳理,但H村历史篇幅较少。因此可对此部分对村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本地村民进行访谈整理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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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特长者 |
懂得垃圾分类的杨阿姨、书写宣传栏内容的村民、拉二胡的锡叔、篮球运动爱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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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宗族关系 |
村内长者们时常聚集在祠堂或附近休息聊天。 |
|
5 |
舞友关系 |
H村舞队内部运作良好,由居民担任跳舞老师,新加入或者跳得不好的村民可以随时请教舞蹈老师。 |
|
6 |
文 |
宗祠文化 |
H村主要有黄、简两大姓氏,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让宗亲聚集的地方——祠堂。闲时长者们时常聚集在祠堂休息聊天,重要节庆宗族成员会摆设宴席、开办活动等。 |
7 |
主帅文化 |
1. 一年一度的康公主帅游行凝聚简氏族人和加强H村与其他村落的联结。 2. 村民对康公文化的认同,深入到简姓村民的日常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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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种植文化 |
H村本地村民早前以种植业卫生,村内50岁以上的长者大多有农耕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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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广场舞文化 |
H村外来人口自发组织4支舞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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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地 |
社区公共空间 |
H村的公共空间丰富,有公园、池塘、篮球场、老人之家,文化广场,经常有外村的人来公园和篮球场娱乐。 |
11 |
村落地理位置 |
H村地理位置优越,毗邻H地铁站和长隆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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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产 |
乌榄 |
村里的乌榄曾是闻名遐迩,但榄树基本已绝迹。目前村委特地买了两棵乌榄树在公园里栽种着。 |
13 |
景 |
风水竹 |
开村后200-300年时栽种,当时载的是一棵树,现在树已经自己长成两棵了。当初是为了辟邪、保平安而栽种的。 |
图一:H村资产分析
(三)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服务介入策略
基于上述社区问题与社区资产的分析,笔者尝试以“垃圾环境污染”为社区的一项公共议题,运用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理论及方法进行服务介入策略的设计及制定。
笔者团队在访谈过程中发现,虽然本外两地居民对社区卫生环境以及垃圾分类的推行存在一定的问题意识,但碍于本外两地关系的淡漠以及对社区卫生健康问题缺乏足够的改变决心和动力,社工无法直接从“垃圾清理”方面入手推动此项公共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以“专家”的角色对社区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因为缺乏群众基础,甚至可能出现“越做越难”的情况。
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想象力”启示我们需要将个体经验与社会历史事件关联起来思考个人困扰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也是行动研究的理论指引(张和清,2015:101),而整合社会工作正是运用一种生态观的视角看待社区的问题,不割裂地运用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解决社区中存在的问题。
因此,要解决社区的“垃圾污染”问题,必须从H村的乡村发展历史根源出发,通过“三同”、“十要十不要”等方法与居民建立起平等的信任关系;
通过复兴宗祠文化、培育居民领袖、推动村委与村民、租户之间的关系改善、搭建群众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平台等,形成各类互助小组,盘活社区资产优势,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最后以社区为主体参与到“垃圾污染”的公共议题解决当中。
当服务对象对社区有了归属感与认同感,有了关系与能力,社区文化得到复兴,共同推进美好社区建设的目标便成为一种可能。
经过一次社区评估的行动研究和理论实践,笔者认为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是一种用发展、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的理论视角,它不将人的问题单纯地割裂为人的问题,反而将人的问题与社会历史的根源联系起来,与社区环境联系起来。
从而将“人的问题”外化,秉承“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始终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重视人的优势、潜能发挥,将社工的角色放置与服务对象平等的位置,作为一名“协作者”与“同行者”的角色推动社区美好生活的构建。
当我们只有身处于与服务对象一样的生活处境、共同经历日常生活时,我们才能做到“感同身受”,才能知道如何站在服务对象的处境中进行助人自助,将“权力”交回给社区本身以及在社区中生活的人民。
较为遗憾的是,本次社区评估仅局限于数次的社区田野调查,未能够完整地将整合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工作技巧运用于实际当中,无法继续参与到后续的服务实践当中。
但依然深感收获颇丰,能够通过实践来进行理论的运用、反思、再实践,在实践中探索本土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古学斌,2013,《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的介入》,《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古学斌,2017,《道德的重量:论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期。
曾旭正,2007,《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
张和清,2011,《灾害社会工作:中国的实践与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和清,2016,《中国社区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与实务模式探索》,《东方学术》第6期。
张和清,2008,《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社会学研究》第6期。
Martinez-Brawley,E.E.1981,Seven Decades of Rural Social Work :From Country Life Commission to Rural Caucus.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Saleebey, D.(ed.)2004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Boston , MA:Allyn and Bacon.
Reason.R.&Bradbury.H. 2005,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Thousand Oaks,CA: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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